中国·井冈山红色文化教育学院LOGO
井红院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 边界的社会变革-根据地的恢复与巩固

边界的社会变革-根据地的恢复与巩固

02 2018-08

11:19

分享
来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作者:余伯流

    1.农民地位的变化。

    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边界各县农民,与全国的农村农民一样,饱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地主豪绅阶级凭借着其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边界的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来说,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除万安情形此间无直接调查外,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茶、酃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普遍缺地少田,为此,不得不向地主租种。而地主则凭借土地资本,向农民巧取豪夺。在边界,地主剥削农民的手法基本有三:一是收“活租。”即“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还往往高出50%,有60%、70%、甚至80%的。二是收“死租”。佃农每年按契约规定向田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谷,不分丰年歉年,照收不误。这种定额“死租”,所索取的数量也往往在50%以上。三是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美其名曰:吃新礼、过年礼等;甚至地主家有红白喜事,佃农都要前去帮忙,送礼打点,以祈求土地的延期租种。

    在这般残酷的盘剥下,大多数佃农往往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可“禾镰挂上壁,屋内没米吃”。在青黄不接的时日,全家人只好吃野菜、蕨根、“雷公屎”(一种藻类寄生物)、“神仙土”(即高岭土)了,其贫苦到了极点。然而,由于“边界的经济,不但是农业经济,且还在杵臼时代(山地大概都是用杵臼做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山区虽受资本经济的侵蚀较迟,日常生活程度颇低,广大农民不仅缺田少地,而且没有文化,加上地处偏隅,显得十分落后;故广大的山区农民反抗精神不强,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于本命,安贫守道,认为是命中注定,只有受苦了。

    基于这种情况,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对于革命的认识,政权的认识,工农的武装的认识,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认识……发育得要慢些”,“他们有许多是不满意或怀疑革命的,所以有些农民有‘国民革命军也好,工农革命军也好,横直老百姓吃苦’的话,有些说‘从前要抽捐税,现在还不是要抽土地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教育农民,解放农民:一是颁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官兵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任务,号召广大贫苦农民投身革命阵营,谋求翻身解放。同时,强调军队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使农民看到一支真正的自己的军队;二是组织打土豪、分浮财的游击暴动。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就发动农民打土豪、分浮财,既让农民得到实惠,又为部队筹款,还可造成群众与党的基础;一俟条件基本成熟,即帮助农民建立红色政权。三是广泛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要真正地争取和解放广大农民,就必须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农民获得生存之本——土地。

    湘赣边界各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各县党组织都曾领导当地人民开展过打土豪、烧田契的斗争,广大农民甚为拥护,投入了斗争的洪流,没想到,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农民受压迫的状况依然如旧。为此,毛泽东在1927年冬,就派出胞弟毛泽覃到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土地革命试点;1928年春毛泽东本人也来到永新塘边进行试点。工农革命军在湖南酃县中村时,还进行了插牌分田。在不断取得土地革命斗争经验后,在1928年5月21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布置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任务,从而拉开了边界土地革命的大幕。为使这场土地革命进行得更深入,毛泽东还指示从部队抽调了许多红军干部,战士深入各地,帮助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最早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进行,然后逐步扩展其他各县。从边界“一大”始到1928年10月,边界各地普遍开展了大分田运动。在此基础上,边界党形成了一条基本完备的土地革命路线,即“农村斗争整个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经过土地革命,广大农民砸烂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摆脱了被统治的地位,成了社会的主人,大大地激发了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得到了真正的翻身解放。

    1928年的秋天,根据地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宁冈县的粮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产,为感谢红军,宁冈人民都踊交公粮,支援革命。”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许毅主编)采访资料。这年的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宁冈广大农民毫无怨言。宁冈县东沅乡麻上村的农民邱祖法,红军上山前,祖宗三代都靠租种地主的田,一还租就所剩无几了,吃了上餐愁下餐。土地革命后,分到了10多亩土,秋收获得谷子3500多斤,他完上土地税后,又多交了1000斤,超过规定的42%!从邱祖德的身上,可以看出农民翻身解放后对革命的忠贞和对共产党的热爱。

    翻身后的农民政治热情,还突出地表现在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红军。井冈山时期的许多重要战斗(如龙源口大捷、永新困敌黄洋界保卫战等),都是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战支援的结果。在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剿匪军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征服山上的群众,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广大的农民除“无所依归,迫不得已,以致反水”外,大多数“表现很好,并无反水的现象,还是很坚决的,没有发生什么影响”,“都认清了反动派的欺骗民众的真面目”,从而“各地群众日益革命化”,足见农民得到解放后,对革命和共产党真心拥戴的程度。

    2.妇女的解放。

    千百年来,广大农村妇女除了饱受政治上“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之外,还戴上了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受尽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蹂躏。她们在外没有政治权利,在内没有人格权利,屈从于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一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湘赣边界的妇女尤甚。由于地处偏隅,各县在19世纪初基本上没有女子学校,即使有钱人家的女子要读书,也只能送到吉安、南昌、长沙等大地方去,故湘赣边界各县的妇女完全没有文化。然而边界各县的妇女并没有被封建制度所湮灭,她们勤劳、朴实、勇敢,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争自由、求解放,打碎了封建枷锁,成为革命的生力军。

    在宁冈,出身官家富绅的女青年杨杰、刘懿、龙佩云,高举反封建的大旗,组成宣传队,深入城乡,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号召妇女放脚、剪髻,提倡男女平等,争取人身自由。在她们的带领下,广大妇女奋勇而起,纷纷上街游行、唱歌、演说,学知识、学文化。在共产党人龙超清等的支持下,宁冈办起了妇女工读学校,杨杰兼任学校校长。她们既学文化又做工,从吉安引进几台编织机,学编毛巾、袜子。1927年1月,龙超清、刘辉霄、袁文才等领导推翻了宁冈县衙、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后,宁冈县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宁冈县妇女解放协会,选举杨杰为主任。

    解放了的宁冈劳动妇女,学习努力,生产积极,斗争勇敢。新城土豪龙泮生恶毒攻击妇女解放协会,妇女协会得知后,大家一合计,把龙泮生抓住戴高帽子游街,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有一次,宁冈县人民委员会想打新城谢瑞庭的土豪,考虑到他家墙高院深,稍有动静,他都有可能及时转移贵重物品。妇女解放协会委员谢宝莲主动请缨,利用侄女的身份赚开大门,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一拥而入,把谢瑞庭的金银细软全部缴获,随后又将其仓库中的谷物、茶油、腊肉全部挑走,分给当地贫苦百姓和充作农民自卫军军需。

    1928年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妇女解放协会改称为妇女委员会,重新选举了龙佩云、刘爰秀、陈春英、谢宝莲、尹顺安、刘懿等为委员,龙佩云任主任。随后,各区、乡都成立了妇女委员会。因为宁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心,妇委会组织了宣传队、洗衣队、担架队等,积极为红军送茶饭、洗衣服、做军鞋、削竹钉、搞运输、看护伤病员、探听敌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茅坪乡妇女主任聂槐,在1929年初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经常为坚持在深山老林的红军送米送盐,由于一些方法不断重复使用,被敌人识破,不少交通员被捕。聂槐在又一次接到组织命令后,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巧计:即把盐溶于水,将棉衣把水吸干,然后烤干穿在身上。她用这个方法多次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由于她时常外出,引起敌人注意,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聂槐面对酷刑,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1岁。她的英雄壮举,成为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原型。

    在茶陵,妇女们也积极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她们在共产党员谭道瑛(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曾求学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的领导下,于1926年7月组织成立了茶陵县女界联合会,倡导妇女剪发、放脚,摒弃陋规恶习,积极参加打土豪活动;开创女性上学新风,办起了茶陵县女子学校,后正式称作“湖南私立云阳职业学校”,开设语文、织工等课程,并接受共产党员兼课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马日事变”后,学校被迫解散。革命转入低潮,茶陵妇女界的斗争仍未停止。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后,妇女革命斗争再度掀起。年底,茶陵县游击队上了井冈山,其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妇女部的陈叔同等几位女性一同上山,陈叔同还分配到设在茅坪的前委担任工作人员。留在茶陵坚持斗争的谭道瑛,不幸因坏人告密被捕,1929年春被敌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在酃县,曾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的女学生凌翠贞,接受进步思想,加入了共产党,于1926年受中共湘南特委派遣,回家乡从事妇女运动。在中共酃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1927年1月成立了酃县妇女协会,凌翠贞任会长。她们在各地组织宣传队,倡导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实行放足、剪髻,禁止虐待女孩和抱养童养媳。在凌翠贞等领导下,短短半年时间,全县有24个区、48个乡相继成立了妇协组织。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如火山一样喷发,向着封建势力和旧观念发起了冲击。她们创办了酃县职业学院,实行男女兼收,打破了“男女同校不成体统”的禁锢。酃县农民自卫军成立时,凌翠贞又领导组织一批妇女成立妇女小队,积极参加打土豪除官绅的斗争。

    在莲花,1926年9月,在北伐军的帮助下,成立了莲花县行政委员会和国共合作的莲花县党部,组建了工会、农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进步女青年颜清珍当选为妇女会执行委员。颜清珍积极带领莲花妇女群众,参加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资本家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中,颜清珍于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莲花县大土豪李成荫与革命势力对抗,颜清珍与县内的共产党员朱绳武、朱亦岳、陈竞进等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奔走于全县各地,召开各类会议,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号召革命人民坚持斗争,并于5月夺回了被右派控制的县城,摧毁了李成荫的所谓“新党部”。6月间,中共江西区委派梁明哲、方志敏来莲花巡视工作,在莲花九都新城召开大会,颜清珍组织大批妇女参加会议,当夜还组织100余名妇女聆听方志敏作报告。广大妇女听后,纷纷表示拥护共产党主张,实行男女平等平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礼教。1928年6月莲花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颜清珍当选为县妇委会主任(后为县委妇运部长),积极协助其丈夫刘仁堪(莲花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带领全县人民英勇斗争。1929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夫妻双双落入敌手,壮烈牺牲。

    在永新,妇女解放运动更为出色。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永新女界就涌现出两个著名女英雄——贺子珍、贺怡姐妹俩。在永新“6·10”反革命政变后,已是吉安妇委主任的贺子珍,虽尚年轻,但沉着稳健,积极会同已撤至吉安的刘真等人会商后,偕尹锋等奔赴宁冈,联络袁文才、王佐及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合攻永新,于7月18日攻克永新,救出了被关押的贺敏学、胡波等80余名革命干部与群众,尔后毅然随兄长贺敏学一起上了井冈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女红军战士,随后分配在前委机关工作,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妇女的解放,为中国革命锻造了一支雄厚的有生力量。在井冈山斗争中,活跃着贺子珍、伍若兰、彭儒、吴仲莲、康克清、曾志、段子英等一大批知名巾帼英雄。她们,有的一路征战,直至新中国成立,仍披肝沥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有的为了崇高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3.社会各阶层的变化。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除了社会阶层的主体——农民、社会人口的母胎——妇女得到了翻身解放,接受了共产党主张,走上革命道路外,其他各阶层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军队士兵等表现尤为突出。

    工人阶级:湘赣边界各县地处偏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基本上没有近代民族工业和产业工人,只有一些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铁业、篾业、泥木业、船业、服务业及小作坊等手工业和小产业工人。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湘东、湘南、赣西的小产业工人配合北伐军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在大革命的热潮中得到了熏陶与锻炼。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影响下,与广大贫苦农民站在一起,投入了火热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其变化与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积极参军参战。在秋收起义的部队中,第二团的组成力量基本上是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后虽被打散,仍有100余人上了井冈山。1928年5月,刘型、张汝泉又率醴陵和安源工人近百人上到井冈山,被编入红四军三十一团。在湘南起义的农军中,均有各县的工人参加。据宜章、郴县、耒阳、安仁、嘉禾、资兴、桂东、汝城等县不完全统计,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工农有7万多人,其中参战的工人有6900多人,工人参军的有2461人。引自《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是投身军需生产。井冈山的斗争异常激烈,这些工人成分的红军战士,表现英勇顽强,贡献出许多聪明才智。1928年1月打下遂川时缴获了6架缝纫机,可运回桃寮被服厂后,那些请来的缝衣工人谁也不会用。毛泽东即在部队中找了林善宾、罗华曙、吴千金、贺世喜、王志兵等6位会踏缝纫机的工人战士充任骨干,林善宾还当了被服厂厂长。红四军军械处的开办,也得力于水口山铅锡矿工出身的战士。他们因陋就简,不仅会修理坏枪,还造出了“来火枪”、“单响枪”。他们都为根据地的军需供给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拥军拥政,支援革命战争。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开始没有很好发动群众,忽视了工人的作用。后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广泛发动广大工人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恢复了茶陵县工会和各个分工会,并推举印刷工人谭震林当工会主席和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县政府派出工作队,深入乡村,帮助各地恢复农民协会,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平时配合农民赤卫队站岗放哨,战时,则支援工农革命军作战。1927年12月中旬茶陵豪绅头目谭省吾、罗兆鹏纠集反动武装200多人进攻红色政权时,工农革命军正面阻挡敌人,茶陵县委和政府率工人纠察队隐蔽在河对面的定灵寺,从侧面进攻,一举击溃来犯之敌,缴枪20余支,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时,由于敌人造谣、诬蔑革命军,使不少市民受到蒙蔽,革命军进城后,一片冷冷清清。后来,遂川篾业工人蒋世良等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宣传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的目的,很快将遂川工人发动起来,恢复了商业、船业、木业、排业、作坊业等工会,还组建了遂川县工人赤卫队,蒋世良任队长,谭震林任党代表。他们白天下乡宣传,晚上在县城担任值勤,成为遂川县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指中小商人、小业主、小作坊主等,属于“中间阶级”。在井冈山山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中央及湖南、江西省委对此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政策界定,全靠前委、特委自己摸索。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感叹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区域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领导前委和特委,在对待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和“一个红枣也不能动”的工商政策。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遂川草林圩场的工作中。

    草林,是遂川四大圩场之一,群居着600多户人家,近200家店铺。大多数是中小商人。这些中小商人的资本很小,主要经营一些生活用品、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品。他们既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压榨,又受大地主豪绅、大资本家的盘剥,经济命脉基本上受当地的“土霸王”黄礼瑞的控制。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在草林发动群众的罗荣桓,耐心做好群众工作,严肃部队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区别不同对象,保护大多数中小商人,镇压黄礼瑞、郭朝宗等大资本家。罗荣桓、曾士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封了黄礼瑞、郭朝宗在草林的各种商号、当铺、烟馆、妓院,缴获了大量物资。事后,毛泽东亲自赶到草林,召集群众大会,将工农革命军的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向群众作了宣讲。他在会上说:“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据我们了解,你们草林圩有114家店铺,大资本家只有16家,中等资本的只有11家,小资本的84家。资本大的都是黄礼瑞、郭朝宗、刘汉青、胡海清几个人开设的,他们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至于中小商人,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一粒盐、一寸布也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贸易,保障合法经营,请商家放心。”遂川县党史办采访资料。到会的群众和中小商人听后,十分欣慰。工农革命军因此得到了广大中小商人和群众的拥护。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至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了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为了使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深入人心,1929年红四军党部还专门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文告,明确提出了“保护中小商人”的口号。同时,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里写道“小资产者,税捐极重……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正是有了这样的好政策,共产党和红军才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衷心拥护。根据地广大中小商人积极参市纳税,筹款筹粮,沟通赤白贸易,活跃集市经济,成为维护红色政权的重要力量。

    军队士兵: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的来源,约分下列六项:(1)潮汕叶贺旧部;(2)武昌警卫团;(3)浏平农军;(4)湘南农军及水口山工人;(5)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各部的俘虏兵;(6)边界各县工农分子。前四项是基干,但贺叶旧部、警卫团、浏平农军,因经过一年多无数次的战争,损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过三分之一。即湘南红军,在边界八个月的斗争,伤亡数目亦很大。所以前四项虽然至今因其质量之健全,犹是红军第四军的基础势力,但数量上比例,已远不如后二项了。后二项又以各军俘虏为最大数量。”“别人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日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因死伤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按理,如此的兵士结构,是很难以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队的。同时,红军的物质生活,极其菲薄,<u>九_九_藏_书_网</u>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有时甚至靠野菜充饥,到了严冬仍穿着两件单衣。然而,红军却战之必胜,越打越强,越打越多。这是什么原因?关键就在于在军队中实行了民权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所以,红军的士兵,特别是俘虏兵,“他们一到我们的军中一看,完全另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常听到俘虏过来的士兵说:‘我们在军阀军队中受了官长的反宣传,说你们(红军)是如何的残酷,见人就杀,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你们这种平等自由,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说:“同样一个兵,前日替敌军打仗不如今日替红军打仗之勇敢,乃是这种民权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熔化。”“彻底的民权主义之施行于军队,将是破坏中国封建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红军中这种“彻底的民权主义”,实质上就是军队中的民主制度。正是依靠军队中的“民权主义”、民主制度,井冈山时期的国民党投诚部队毕占云、张威两部的政治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改造和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摘掉了“双枪兵”的帽子,丢掉“烟枪”,拿起钢枪,赤诚勇敢,成为边界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威1930年在大余战斗中英勇牺牲,毕占云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社会陋习的改变。

    湘赣边界各县地处偏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正是由于落后、封闭的原因,边界各县民间陋习名目繁多,有些显得愚昧、丑恶。其社会陋习主要有:

    首先是赌博。赌博,是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企图不劳而获的不良行为,是懒惰的最高形式。按理,在战争年代,到处饿殍遍野,广大农民家境破落,该是循规蹈矩了。可是,恰恰相反,边界各县赌博之风一直盛行不衰。其中,有富人之间的比势赌,有穷苦百姓的“寻财”赌,有流氓无产者与有钱人的“斗智”赌,有兵痞与地痞的“玩命”赌等等,不一而足。

    二是吃鸦片烟。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主张种鸦片烟苗以抽税筹款,一时,各县竟改粮田为种烟苗,此后城镇烟馆林立。大革命时期,各县农民协会曾采取禁烟措施,取得显著效果。然大革命失败后,吸烟卖烟又死灰复燃。

    三是买卖婚姻。包括托人说媒、指腹为婚、抱养童养媳等。由于婚姻制度的不平等,富豪纳妾蓄婢,穷汉无力娶亲,夫权至高无上,妇女毫无人权。

    四是迷信。湘赣边界各县由于地处偏隅,受先进思想较少,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广大的农民群众认识不到贫穷是剥削的结果,反认为是自己“命苦”,因而迷信盛行,敬神、拜佛、看相、算命等,祈求上苍降临福祉,避灾驱邪。

    五是尊崇宗法礼教。湘赣边界各县,“社会组织,大多是聚族而居。因为一般的落后,国民革命时代的民权革命在工农群众中影响很少,所以革命的元素在乡村城市中要少于封建势力(指红军走以前)。可以说封建宗法的势力,要较革命势力雄厚”。当年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的这番话是有根据的。边界各县境内各姓均拥有宗祠,大姓还有总祠、房祠,有钱人有家祠。凡宗祠均有田产,有的还有山林、池塘,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族有族规、族长。族长一般由富有的乡绅充当,执掌族规,主管族产,处理族内外的纷争等,拥有极高的权利。这些族长或酋事,往往与地主豪绅勾结一气,把手中的权利变为镇压贫苦农民的武器,稍有不是,轻者责杖,重者沉潭。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中,上述陈腐落后的封建陋习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涤荡各种封建社会陋习。农民协会首先对赌博、吸鸦片开刀。各地农协积极取缔赌博,对赌徒进行教育,对赌棍罚款、游乡,没收烟具,烧毁鸦片,强制戒毒。一时,赌博和吸鸦片的现象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宗法礼教、迷信活动、买卖婚姻,也同样受到批判和打击。在宁冈,袁文才领导农民自卫军一股脑儿将茅坪象山庵、白云寺里的菩萨打掉,神像烧掉。在永新,贺子珍、贺怡带领秀水小学的学生,也把城隍庙的菩萨打了。酃县、茶陵、遂川、莲花县的共产党人,也领导农民协会向宗法礼教、迷信场所开刀。在大革命狂风暴雨之中,边界各县妇女得到解放。她们纷纷放小脚、剪髻子,争民主,争自由,走出家门,上街宣传,参与打土豪,烧地契的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革命形势一落千丈,边界各县政权重又落到国民党右派手中;于是,被荡涤一清的民间陋习重又沉渣泛起。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前委、特委,领导边界各县党组织,再一次对封建陋习进行了一场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中,没收了宗祠的山林田产,清算了族长们的劣迹,废除了买卖婚姻,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婚嫁简朴、节约。禁止赌博,打击有劣迹的赌徒、赌棍。对吸鸦片者,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规定:凡吸鸦片者,自动到苏维埃政府报告,限期戒绝;否则拘留,强制戒毒,阶级异己者则加以重罚;并发动少先队、儿童团暗中访查,发现后没收赌具、烟具,予以罚款。这些举措,在《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布告》依然可见:“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亦牵连。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内容。

    经过湘赣边界及各县工农兵政府的努力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属各县的社会风气均出现了崭新的变化。封建宗法制度被摧毁了,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根本改变了,赌博、抽鸦片销声匿迹了,迷信之风大为减少了,广大妇女解放了,婚姻自由了,男女平等了,妇女越来越多地走出房门、离开灶台、参加革命斗争了。边界各县涌现出许许多多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如:谢甲开、刘仁堪、刘寅生、吴月娥、聂槐、曾宝华、范家驹等等,不胜枚举。湘赣边界各县社会陋习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事业的发展。


上一篇:《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根据地的恢复与巩固

下一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cache
Processed in 0.013752 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