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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党的一至五次代表大会考析-红色区域的拓展

02 2018-08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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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作者:余伯流

     红四军自1928年4月朱毛会师,到1929年1月出击赣南,“7个月中,共开过六次代表全军代表大会”。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如此重要的会议,除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有简略的记述、第六次代表大会有决议案传世外,其余各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均无记载,成为井冈山斗争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为此,在本书修订再版之际,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番认真考证,以飨读者。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井冈山会师、成立军委时已作论述,在此不赘。


    第二次代表大会朱毛会师后,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于是,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将这一弱小的武装力量扼杀于摇篮中。江西敌军杨如轩部向龙源口方向推进,越过七溪岭,直犯根据地中心宁冈。面对敌人的来犯,四军刚刚新编,“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人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因而,如何迎敌,如何整理部队等问题,严峻地摆在朱毛等军中领导的面前。成败得失,系于一发,至关重要。所以,召集全军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就显得势在必行了。于是,4月下旬,在宁冈砻市举行了“二大”。会议的内容应为:1.讨论如何迎敌,部署迎敌方案;2.对部队进行整理,遵照湘南特委决定,将三师九团的编制,缩编为三师六团一教导大队;3.撤销政治部,完善士兵委员会。依据是:


    1.何长工曾回忆到五斗江战斗前有过重要会议。他说:“1928年5月份,当时敌八十一团从遂川来,师部扎在永新,我们红军正好在砻市一带,战前,我们在砻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部署,决定进军五斗江,迂回拿山,打其侧翼,相机占领永新。”何长工:《关于井冈山斗争的片断回忆》,访谈资料,原件存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萧克、熊寿祺等也都有过类似的回忆。至于是“营以上干部会议”呢还是全军的“二大”,我们以为是“二大”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何长工回忆道,就是在打完黄坳战斗后,“在拿山,朱德同志正式宣布我担任二十八团党代表”。熊寿祺也是这时“从红三十二团,即袁王部队的第一连调到红二十八团,即王尔琢团的第一营”,曾志也回忆说蔡协民是在五斗江战斗后调三十二团任党代表,她本人也调至三十二团党委办公室工作。宋任穷也有同样回忆。干部人事的变动,显然是为整顿部队。毛泽东在5月2日于永新城写给中央的报告也说到了这次整顿。他写道:“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正在大加整顿日益良善。”正好印证如此大的动作,通过了最高层会议,即召开全军代表大会定夺。


    2.毛泽东5月2日给中央的信反映了四军在4月下旬的重大变更情况。该信的第三点记述了五斗江的战斗的情况,并有“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的话,可见部队当时都在宁冈,部署应在宁冈进行。信中第5点记述说:“前湘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德)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会师后(确切说是在决定编为三师九团后)接到湘南特委的指示信,于是对刚刚新编的部队,按湘南特委的决定重新进行了缩编。即将会师时的三师九团,缩编为二师六团一教导大队。两军会师编成三师九团的编制,这在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1日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何长工1933年8月1日发表在《红色中华》的文章《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以及茅坪八角楼中至今保留的当年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部的标语,都记得明明白白。为何刚过一个星期,5月2日的毛泽东的报告却出现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这正反映了四军在4月下旬末有过一次变更。而这么重大的变更,则非经过全军党的代表大会不可了。


    3.关于撤销政治部。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是这样记载的:“此间军队4月以前有政治部,因影响不好,方取消。”这正证明4月下旬四军军委有过重要会议议决,也是很多老同志回忆陈毅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陈毅在毛泽东5月2日的信中成了教导大队长的最好诠释。


    4.毛泽东5月2日的报告第4点亦证明有过会议及决定。文中说:“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工夫来做这些事比较的有意义的多。”此处的“因此决定”属哪一层决定?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四军党的“二大”才能担负此任。这与该报告第7点关于“党则师委军委团委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的话联系起来,更说明4月下旬召开了全军党的“二大”,且对上述问题作了决定。


    第三次代表大会。五斗江战斗的胜利,四军第一次占领了永新城。为了充分了发动群众,四军在永新进行了短距离的分兵。对我军的胜利“王均已吓得屁滚尿流,急调七师二十七团一部分及七师的二十一团,星夜开赴吉安增援,准备在吉安拼一死战”。敌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见援兵到来,迅即率兵返身向我革命军打来。此时永新境内尚未全面发动,硬打硬拼定然不行。于是,毛泽东、朱德将全部部队撤回根据地中心宁冈,等待良机,伺机歼敌。

    可是,这时的江西省委却乐观地起来,给朱毛红军发来指示:“西南已到迫近总暴动的时期,党应以最大的力量创造这一割据局面,并与湘东南粤西北汇合一片……毛部应立即向宁冈、永新以南发展,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帮助赣南群众斗争,马上汇合到赣南总暴动,解决七师夺取赣州。”


    江西省委的信是4月25日写给中央的,从所引之语分析,肯定另向朱毛红军作了专门指示。这与5月2日毛泽东给中央的信中第12点中“现于吉安来信”,“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的话联系起来,可以肯定是接到了这封指示信。此时,革命军在永新虽然筹到一笔款子,但时间短暂,各项工作尚未来得及开展。加上部队同时受到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的领导,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不执行不好,执行起来又脱离实际。这从毛泽东5月2日信中第4点“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及整个报告全都是要点式的语气分析,无疑是对4月25日江西省委指示的答复。同样,从信中要点式的写法看,也可以基本判定:毛泽东、朱德在接到江西省委的信后,作了简单的商议,鉴于敌人来势汹汹的原因,来不及在永新召集大会,于是由毛泽东将4月间的情况及以后的设想简要地向江西省委和中央写了一个回信,然后,将部队带回了宁冈。但是,到底如何执行江西省委的指示,布置今后的工作,仍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为此,5月上旬末部队回到宁冈后即召开了四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对于“三大”的内容,从当时的形势和要求分析,应该是:1.讨论江西省委来信,确定迎敌方案:2.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确定四军的奋斗目标;3.酝酿建立边界特委。依据是:


    1.关于第一项内容,这可从毛泽东5月2日信中第4点“所以不直下吉安者……”一段话及高陇、草市坳战斗的史实得出。毛泽东在信中谈“不直接下吉安”乃是要“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可是,这一目标并未完成部队就撤回到了宁冈,继而(16日)部队去了湘东南,发生了高陇战斗,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员一民牺牲,17日,朱德率二十八团前去救援,18日再战高陇,击溃湘敌一个团,随即向永新进发,19日,于草市坳歼敌七十九团,击毙敌团长刘安华,随后乘胜追击,第二次占领永新。短短几天中部队行动变化这么快,可见已是经过了高层会议作了新的部署。


    对此,有一件敌伪资料可以佐证,那就是鲁涤平、何健在5月18日给吴尚的一则电文。电文云:“永新杨师长池生、杨师长如轩,铣(16日)电节称:据探报,宁冈有少数共匪,朱毛分驻砻市、大陇、茅坪一带,闻该匪会议决定,以一部攻酃县,以一部攻莲花、永新。”据此,既可看出5月上旬末部队曾回归宁冈,也可看出上述部署正是高陇、草市坳战斗的计划。其中说是“会议决定”,更证明部队在宁冈时曾开过一次高层次会议。


    2.关于二、三点内容。对此,毛泽东在5月2日信中说:“(九)两省边界距离余县,两省省委历次管不到手,因同志的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自从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不良之现象。去年12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另派得力同志来做书记,事实上毛同志任军中工作很难兼职……(十二)……现于吉安来信之后,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以为如何?听兄处明示。组织一定任(应为‘要’字——引者注)组织,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转中央,多久未见奉准驳明文,间从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但并非省委明示。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已核定的话,并毛同志任书记的话,仍非省委明示。这怎办起来呢?又怕挨无味的骂。”


    从上引的长长的一段话中,这二、三点的会议内容应该说是很清楚了。其一,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毛泽东关于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最早记载),建立湘赣边特委两件事,均系极其重要的大事,毛泽东虽“累次呈明在案”,但未“见奉准驳明文”,仍不敢擅自做主,这样,毛泽东当需放在一定高层会议议决,而当时前委已取消,自然须军中党的代表大会了。其二,文中的“大家意思”,不正说明已经在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会议上讨论了么?而这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会议,按当时的环境与形势,也只有军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了。


    第四次代表大会。红四军经过五月中旬的草市坳战斗的胜利,并第二次占领永新城,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即被打破。杨如轩、杨池生所部龟缩吉安,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边界处于暂时稳定之际。

    此时,边界的军事形势是很好的。但是,由于战斗的频繁和残酷,加之艰苦的条件,四军的许多薄弱环节也再次表露出来了。关键是党的组织。四军中的党组织,原来朱德部是比较好的,然而,在向井冈山退却中,“到耒阳、郴县后,湘南党由军队中调出一部分去了,加以这次退出湘南的忙乱中来不及整理,党的工作是不很好”。“这团的党的干部负责人不十分健全,加上兵士成分多叶部老兵与历次俘虏,下级军官干部一度犯了‘机会主义’的毛病。同时因为作战能力强,便觉得是‘所向无敌’的样子,并染了国民党军军官的习气,因此有党员的意志超过党的意志趋向”。毛泽东部“党的历史比较深,不过各级负责人尽是学生,有少数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强过了兵士的意识”。另外,“红军第四军中有一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分团主义,二十八团的枪支与三十一团的枪支是不平均的,屡次开会议决要平均,可是议决自议决,实际是行不通的……关于这个缺点,军中负责同志已经注意到了,正极谋纠正之。”


    这些情况,在四军成立后,曾几经整顿,但由于战斗频繁,始终未达目的,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四军的革命目标的实施。草市坳战斗及二占永新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进剿”,也就有了时间和条件了。同时,因江西省委批准了建立湘赣边界特委的计划,同意在“5月21至22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故整顿军中的党及部署边界特委成立事宜,也就显得十分迫切并有着重要的意义了。对此,何长工在1933年8月1日刊载在《红色中华》的文章《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中记载:当部队第二次占领永新后,“我军于拂晓前饱载而回归宁冈”。何长工为何说“饱载而回归”?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为此作了解释:“最近有一次军事胜利,于5月歼杨如轩七十九团及二十七团一营工兵大炮队机关枪连,师部卫生队输送队打得落花流水,虏获颇多……夺获迫击炮台七尊,山炮两尊,光洋20余担。但敌精锐两团仍是在附近永新县城一带,不敢穷追。”从而可判定:19日红军二占永新后,连夜从永新撤回了宁冈。鉴于马上要召集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是,20日上午到茅坪后,即召集了四军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和解决两个问题:1.研究整理四军党的组织;2.讨论产生边界特委“一大”的候选人。依据是:


    关于第一项内容。1.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其中云:“及敌人一次围剿(应是第三次进剿——引者注)的形势被他们击破后……再又竭力于存在部队的整理,算是有了头绪。”2.1928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公历6月16日)毛泽东在茅坪代表湘赣边界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文中说:“军队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及特委成立用特委命令把他们勉强地制止。”


    这两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及敌人一次围剿的形势被他们击破后”,和“及特委成立”两句,击破敌人的第三次进剿是草市坳战斗,特委成立是5月21—22日,这就把时间锁定在20日了。这就是说明整理四军军中党组织及纠正部队的错误乃是四军党的“四大”的一项重要内容了。


    对于第二点内容,从常规道理上讲,要马上召开边界“一大”,理当事先酝酿产生特委候选人,而当时只有军委,自然要通过这一形式才合理合法。有趣的是,目前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关于边界“一大”的内容,却记载前述国民党安化县清乡委员会卷宗56目录号3卷本中。经过详细研究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份候选人名单,证实边界党的“一大”确实经过此次军委代表大会产生。理由有二:(1)1928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公历6月16日)毛泽东写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央的信中的内容有诸多不同。安化材料载:“常委5人: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候选委员4人: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高桂。毛泽东为书记。宛希先为组织,刘真为宣传。”而毛泽东则记述:“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故认定是递交给边界“一大”的候选人名单。(2)安化材料说:“朱德任军委会书记”,但事实上毛泽东为书记,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后,才改选陈毅为书记。这一事实在以后的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亦是如此记述。而且,朱德担任军委书记是在红四军党的“六大”。正说明四军党的“四大”提名朱德,最后边界“一大”会议上却选了陈毅。

    如此分析过来,上面对红四军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时间、地点、内容的推断是可以成立的。


    第五次代表大会。1928年春后,湖南省委机关连续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与各地关系一度中断。5月,中央派贺昌同志重建了湖南省委,恢复了与湘东、湘西、湘南等地的联系。同时,加强了对边界工作指导。新省委根据1927年10月后毛泽东的多次报告,专门研究了井冈山根据地与四军的建设问题,就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等工作,作出了14项决议,并派杜修经携信前来并巡视边界。杜修经受命后,多次赴井冈山未果,成功到达边界已是5月下旬了。这时,边界已根据江西省委指示成立了边界特委。毛泽东接到杜修经带来的湖南省委来信,读后非常高兴,建议杜修经向军委传达。于是第二天在砻市召开了军委会。次日,毛泽东、朱德、陈毅陪同杜修经巡视了边界的后方设施。晚上返回茅坪后,又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这个会议,干部到了不少,会场好像是一个小礼堂的样子,会议期间,我传达了省委指示信的精神。”


    对这个会,毛泽东在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公历6月16日)《致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记载:“5月30日,此间召集军委扩大会,由杜同志报告政治情形并宣读省委来信,扩大会完全接受。”根据毛泽东的信及杜修经的回忆,结合四军党的“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四军五次大会是本年五月在宁冈茅坪开的”记叙,可判定这次扩大会即是四军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会议的内容是:(1)传达讨论湖南省委指示,制定边界特委和军委政策;(2)改选军委书记;(3)决定遣送三十、三十三团回湘南,撤销师的建制,军直辖团;(4)健全团委,将军中CP与CY合并。


    第一项内容的依据是毛泽东6月16日的信。该信后半部分所写的9个问题,几乎全是针对湖南省委的14项决议所作的答复,时值杜修经巡视之际,可见系经会议作出的决议。同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边界进入全盛时期的原因“就是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中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七项正确政策的制定,必然要经过高层会议,而陈毅作为军委书记乃是特委成立之后的事,可见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改选陈毅为军委书记一事,毛泽东6月16日的信如此说:“军委成立,省委指定毛泽东为主席,此节似无必要。因此间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军委组织亦完善,书记为陈毅同志。”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的报告则记得更明晰:“第四军组织成立后,打破了敌人围剿的形势,得用力于党的整理,召集全军代表大会,成立军委。书记原为毛泽东同志,后因泽东任边界特委书记,即改选陈毅充当。”无疑是四军党的“五大”中的一项内容了。


    至于第三项内容,毛泽东在6月16日给中央的信说:“此间系朱毛部及湘南农军而成,现在湘南农军已回去活动,原系师编制,后改为团取消师部组织军部直接指挥。”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到了4月……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改编为三师。率以因枪械及人数不足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卒于5月底因给养困难,三十团、三十三团转回湘南。”当年曾任三十六团团长的李奇中在其《回忆湘南游击队》中亦说到:“5月底,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这几团从江西的宁冈,经酃县的水口向湘南转移,到达资兴县边界的彭公庙,便决定兵分数路,各自回去。”


    第四项内容在毛泽东6月16日的报告中亦有记载。他说:“军中CY组织,在过去湘南特委指示要成立,数月经验在工作中感到许多不便,在四军CY第二次大会决定合并,此次扩大会亦认为有合并的必要,不过这非局部所能解决,须省委作最后之决定,但此主张与取消派不同。”可见四军“五大”是讨论并决议了的。


    以上是关于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党的二大至五大的初步考析。“二大至五大”的问题,长期以来因无文献资料记载,一直无人问津,成为一个悬案。这里所作的考证与分析,乃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难保准确无误,仅作引玉之砖。“六大”的情况有文献,本书第三章专题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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